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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小说] 《南至洛东江北至鸭绿江》作者：[美]罗伊·e·阿普尔曼【完结】


    作者介绍


    罗伊·e·阿普尔曼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然后就读于耶鲁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歷史学硕士学位，并完成了博士学位的一切要求，只是没有发表学位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1942年加入美国陆军，在步兵部队当二等兵，第二年经过候补军官学校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1944年他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先后在美陆军第10集团军和第24军担任战史的撰写工作。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丛书第一卷《沖绳岛：最后一战》的编着者之一，并且因在沖绳岛战役中表现突出以及后来在编写此书中功绩卓着而于1945年荣获陆军嘉奖勛表。


    1951年初，时为少校的阿普尔曼奉命由预备役转为现役，被派到朝鲜，作为美国陆军战史的撰写人考察那里的作战情况，以便后来编写美国陆军在朝鲜的战史。1954年秋，他作为陆军中校退役。完成本书手稿之后，他又荣获美国陆军部的文职人员爱国服役奖状。


    阿普尔曼现为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歷史学家，并任美国陆军预备役的中校。


    阿普尔曼先生的其它着作还有：


    《亚伯拉罕·林肯：从他自己的话以及同代人的描述来看其人》，政府出版社出版；


    《西印度大战》(合着)，计划由道布尔迪出版公司出版；


    《美国主权旗帜与标志史》(合着)，计划由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


    前言


    笔者唯一的目的是真实地再现韩战，为此，在自己知识与能力的范围内，我始终如一地、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细节。我贊同帕克曼的原则：要做到忠于歷史的真实，就不能满足于调查研究。编史者“必须对事件进行微观和宏观的分析，对涉及到的人员的特性、习惯和行为进行研究……他必须把本人放进去，以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身份进行描述。”


    笔者完成此书共用去九年时间。在前四年中，即1951年到1954年，我在美国陆军服现役，并在此间完成初稿。在后五年中，我转为预备役，利用业余时间几易其稿，直至最后完工。


    笔者1951年7月到达朝鲜战场，不过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国家。六年前，即1945年9月初，我作为一名参谋曾随同约翰·r.霍奇中将的陆军第24军从沖绳来到这里。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霍奇将军前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然后开始对这个国家三八线以南的半部实行军事占领，这也是美国对朝鲜承担义务的开端。然而只是在1951年笔者才看到朝鲜的山川近貌，才在攀登它的崇山峻岭时感到双膝发软发抖。


    那时的朝鲜既美丽又可悲。登高远眺或乘车沿公路一眼望去，山岭叠翠，稻田交织，令人心旷神怡。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背着武器与装备长途跋涉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对而烈日当空，对而大雨倾盆，冬天冷得象西伯利亚，叫人浑身麻木，而说不定敌人正等在路的拐弯处。此时谁也无心领略大好风光，周围的景物似乎也都死气沉沉，更使人无精打采。


    笔者从南端的釜山走到三八线以北的联合国军前沿，从西部的临津江到“铁三角”、到华川水库、到“伤心岭”和“大钵地”、一直到靠近南韩战区东海岸的太白山，从一个指挥所走到另一个指挥所，经常深入到前沿的营连。和我同行的还有拉塞尔·a.古格勒上尉(现为少校)，这是位颇有经验的老战士，此人后来编写了《朝鲜战斗》一书。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实地考察1950年的战场初期；如果时间或其它条件不允许，我们就乘坐飞机低飞盘旋，对有价值地带的地形进行勘察。


    笔者逐步体会到凡去朝鲜打过仗的人都尝过的那种尘埃、炎热、大雨，以及精疲力竭的味道。当然，我很少像他们那样直接冒生命危险；在夜间，我总还能在某个指挥所吃上饭、睡上觉，而他们则大都不能。如今，笔者一闭上眼就能想起那里山涧的湍流和遍地群山：南部是光秃秃的矮山，北部是青松覆盖的高山，在平川地带则是稻田、菜畦和泥墙草顶的小屋。那里有多少人因战争致死致残！又有多少人表现出勇敢和坚韧的精神！人们怎么能忘记亚洲的这片国土！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的经歷已经成为笔者生命的一部分。


    官方明确记载重大事件和部队主要行动的日期和时间自然不可缺少。但是熟悉作战部队战时记录的人都知道，这些记载对于事件的起因、过程和进展方式的重要事实往往只字不提，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记录员在远离战场的某地抄录的一些电文，只要能向上级交差就行。最了解战情的人很少花时间把它讲出来或写下来，他们累得要死，或者已经死了。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投入战争的美国部队没有时间完整地记录下自己的行动。他们总是在不停地机动。即使有时停下来，也只是短暂时间，往往还要打后卫战。即使了解这些事件过程和起因的人也没有时间将它写下来。各级司令部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愿望找出每次战斗的倖存者并从他们那里了解战斗的第一手材料。每个人考虑的都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赢得一点儿喘息时间。他们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难得去想为后人、为歷史留下些记录一类的东西。即使军事机关的记载是官方记录的范本，作者也完全同意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元帅的见解。他认为，军事史研究者“不能只从档案和文书里发掘真情……在文件和战争日记中很少能找到答案——至少找不到完整的答案。”